下午两三点光景，林晓云(化名)的一天开始了。她起床，套上天蓝色外套、牛仔裤，趿上运动鞋，去她家所在那个区的疾病控制中心换一次性针具。她碰毒品那一年，刚好18岁，至今6年。头四五年都是烫吸(口吸)，一年多前改为静脉注射。她长得娇小，笑起来嘴角一弯，带出明媚的稚气，但那张脸上总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
幸好没有染上艾滋病。“绝不”跟别的注射者共用针具她是懂的，以前在药店或私人诊所里买，后来这里有免费的，就用了个假名来换领，医生不会过多追问来历，因为保密是原则之一。林晓云递上一袋用过的，换到三四板(每板约十支)针具，塞进一个黑色马夹袋，寒暄几句，回家了。距她上次注射，25小时过去了，这次间隔算长的，最多时一天三次。瘾上来的时候，她“心里很想，腰酸背疼，脾气很不好”。
陈印(化名)从前是用口吸海洛因的。2000年他测出感染了HIV，CD4只有180左右(正常人500—1000)，病毒载量惊人，2003年开始发病。他并不介意向我演示烫吸过程：普通香烟的锡箔内衬由两层构成，将白色的纸层揭开，剩下那层银色的锡箔可作海洛因的工作台。通常是裁成边长2—3厘米的长方形小块，用水浸湿，然后剥离。
陈印用另一种方法。他将锡箔那层朝下，点燃打火机，蓝色的火苗快速掠过，这一道的纸层便能从锡箔上揭开，反复几次，一张轻盈的锡纸就平躺在手掌上。
“我现在已经不吸了，看看就满足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陈印手上有一粒黄豆大小、用塑料薄膜包裹的海洛因。他用钥匙剔开封口，小包慢慢绽开，那里面盛着比0.1克略多一点的淡黄色粉末，行话叫“一分”。真正纯的货色不是白色的，而是乳黄色，且有一种酸臭之气。我凑近去闻，果然有一股酸味。陈印用指甲盖剜出一点放在锡纸上，用打火机加热，便有线细细的白烟从海洛因上袅袅升起。他撮起嘴将轻烟吸人，深深地吸进去，因为瘦，他的两腮现出两个凹洞，而他顾不得形象了，像个饥饿的婴儿在吮吸母亲的乳汁，人们常用“贪婪”来形容的那个温馨的场景。
粉末最后消失，一部分化作轻烟，一部分留在锡纸上，留下一个斑白的圆点，过一阵就会变黑。轻烟那部分开始在他体内发挥作用，陈印的脸瞬间泛起微红。因为我在场，他没能舒展这片刻的眩晕。
从2004年3月23日起，他参加了美沙酮替代项目。他现在每天去美沙酮门诊，喝上一小杯蓝盈盈绿兮兮的液体，在理论上告别了那种眩晕。
中英项目五年
林晓云和陈印，都是中国卫生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实施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受益人。由英方提供1530万英镑无偿援助的这个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最大的双边合作项目，至2006年10月，五年合作将告一段落，留下一些词语嵌入某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也嵌入公众视野：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避孕套推广、同伴教育、行为干预。
云南省中英项目办公室的陈良告诉记者，第二期合作也是五年，将从云南、四川两省扩展至7个省(自治区)，2006年底启动。他考虑是否继任的一个关键是自己是否还吃得消。
要走近静脉吸毒者、性工作者的世界，真的不太容易。四川省L市市中区疾控中心的“小姐”联络员、25岁的小何在“小姐”堆里混了一年多，每晚回家最想做的就是“赶紧把这些事情忘掉”。
小何说，女性吸毒者，往往身兼几重身份，卖淫者、艾滋病感染者、偷摸拐骗者。每次见她们，情况都会很不一样，也许是身世变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又对不上了，你要慢慢去体会。但相熟之后，“小姐们”胆子也大，比如小何宣传使用安全套时，她们会说“试一下嘛，质量好不好”，这是她们视你为“朋友”的表现。他的前任，一条五尺汉子，据说曾遭众“小姐”袭胸，胸毛全被拔光。这种工作，不是人人能做的。
陈医生跟这些吸毒者打交道也有四年多了，开始还上了不少当。她告诉记者，女孩吸毒，60％因为好奇，其余有想减肥的，有想提高性欲的，还有“小姐为多接客人解乏的”，而农村来的大多因为治病。来她这里接受过治疗的吸毒者中已经死亡12人，最近的一个是2个月前。大部分是边服美沙酮边偷吸，最后海洛因服用过量而死，也有心脏病突发致死。她最担心的是，绝大部分女性吸毒感染者同时从事性交易，潜在的威胁是将艾滋病毒传播给普通人群(虽然不是100％会染上)；还有向低龄人群扩散，去年当地救助站收容的一个12岁流浪男孩被查出HIV阳性，后来不知上哪儿去了。
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两大人群，第一是静脉吸毒者，第二是性工作者。糟糕的是，这两个人群往往是重叠的。
在艾滋病累计报告病例超过一万人的省区排序中，云南列第一，37040例(截至2005年9月底)；吸毒者感染率在2004—2005年已达10％以上的地区按严重程度排序，新疆第一(30％)、云南第二(22.5％)、广西第三(20％)、四川第四(13％)，湖南第五(12％)；按照暗娼人群的感染率，广西排第一，从2001年开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云南省排在第二位，2002年以后保持在5％左右并有上升趋势。
中英项目花了五年时间，在干预这些高危人群的同时，委托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庄孔韶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曙光教授等一批学者，与当地项目办工作人员一起，做了一系列比较深入的社会学调查。以云南为例，2003年、2005年共访谈静脉吸毒者99人，其中男性79人，女性20人，文化程度初中占半数以上；初次吸毒时间从1986年开始，1996年为一个人数激增起始年。吸毒前他们曾是工人、公务员、个体户、采购员、坐台小姐、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演出经纪人、农民，也有待业的，但现在，他们统统无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有的靠父母或男友养着，有的申请了低保，更多的从事“街道经济”，即小偷小摸、坑蒙拐骗。
因为个人过错和社会处置这些过错的惯例，他们被整块地划到另一个世界——异于社会正常、平均水平的“下界”。
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有没有从容淡定的提琴手已不可考，但逃生时并非后来盛传的“妇女儿童优先”，而是舱位等级越高，幸存的可能性越高。这项基于保留下来的乘客记录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最近被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引进，数据翔实：在1287名乘客中，798人死亡，509人幸存。一、二、三等舱乘客的幸存率分别是：63％、43％、25％。而舱位票价依次是：一等舱最低票价30英镑(最高价870英镑，相当于当时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二等舱最低票价1 2英镑；三等舱最低票价3英镑。
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社会等级与沉船死亡率的关联，泰坦尼克沉船事件恰好展示了社会等级与抵御风险能力、受伤害程度之间的密切关联。
差别通常是潜在的。只有把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譬如一条船上，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相遇)，赋予共同遭遇，才有可能显露一角。
记者在四川、云南深度访问了27位吸毒者，其中有18位艾滋病感染者，9位尚未感染。有一些受过一定教育，但因为一次过失，比如一个男青年被表哥拉去刻假章，就轻易地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从被单位开除起，男青年跟随一条急速下降的命运曲线沉沦到社会底层。他先是吸毒排遣郁闷，然后在劳教所染上艾滋病，现在正与分布在舌头上的白色念珠菌和四肢上的疱疹脓疮作战。母亲在头痛医疗费之余，会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喃喃：“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小孩……”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曾经光鲜醒目、一掷千金过，但今天几乎赤贫，争取着昔日会难以启口的低保。失业、不再年轻、上有老下有小，是他们今天的标准像。他们的财富、体质和命运，表现为脆弱、病态和无常。他们的回忆，几乎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说起“九几年”，总有几丝神采掠过他们青灰色的、颧骨高耸的脸，无一例外。那是他们的好时光。
上世纪90年代初，急剧变革带来新事物、速度、以及加速度，还有普通人对金钱的巨大渴望、占有和滥用。很多“物质”在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时就迅速地来了，随后，迅速将他们击垮。
如果一个城市居民，因为输血染上艾滋病，他可以请律师、告医院，同时可以拿着医保卡去对付那些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机会性感染；他可以在保密的前提下继续上班，因为一般途径不会构成传染；他还可以在安全措施下继续性生活。总之，他在抵御艾滋病给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还有一些资源可用。
而这些吸毒者，包括卖身养吸的性工作者，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很想回归那个正常的、平均线上的“界”，然而，一切显得困难重重。
请不要对我们指指点点
五年跟踪调查表明：吸毒群体的生计资本即为谋生可以拥有、获得并使用的能力和资源普遍匮乏；人力资本，包括知识、信息、技能、工作能力和健康状况，普遍低下；他们不能受益于主流社会的资源配置，经济资本在“因吸毒而贫困，因贫困再吸毒，因复吸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几近于零或为负数；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权利的普遍缺失。
只有毒品仍在向他们招手。短暂的“满足”可以逃避片刻，但如何长久摆脱?
五年跟踪调查揭示，吸毒人群的脆弱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的脆弱性，仅有降低危害的行为干预，不足以改变吸毒者的现状。
记者这一路，听到他们在吸毒、戒毒、复吸的过程中，因社会、家庭、单位排挤，个人权利被剥夺后的愤怒与挣扎，也听到这些尚存的期待：
“生产自救应该延续下去，希望有更多的支持”，一个被访者告诉记者，“现在给我一份月工资300元的工作，我也愿意干，可是就是没有。”
“不要对我们指指点点的，不要对我们有歧视和偏见，我们也不会去报复。”
一位被访者回顾自己的复吸经历，“我第一次从戒毒所出去后如果不受歧视，单位不把我开除，我也就不会复吸了。破罐子破摔谁都会讲，可为什么就不能别让它破得更厉害呢?何况还可以修补嘛。”
感染艾滋病的吸毒者没有医保，没有收人，“医院哪里是我们去的地方。”
还有毒源，“公安也要管紧一点，多抓贩毒的，不要只拿我们这些吸毒的去完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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