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戒毒工作高度依赖戒毒民警，但戒毒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涉及心理、体能、膳食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两千多个戒毒民警面对七千多名强戒人员，确实压力很大。”
从事戒毒工作已有18年之久的上海市戒毒管理局局长张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原来戒毒工作还能带给他一些成就感，但最近几年心情却越加沉重，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大，毒品的泛滥却越来越严重，戒毒工作的措施越来越符合戒毒工作的规律，但复吸的难题仍然没能解决，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吸毒人群，张祎在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港湾”试点
2014年之于中国的禁毒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7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制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坚决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
禁毒工作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打击毒品犯罪、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宣教等几个环节，张祎认为首次从国家层面整体布局禁毒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对上海地区而言，也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布局。”张祎说，思想认识到位，对禁毒工作至关重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戒毒工作由劳教局承担，1996年上海成立强制隔离戒毒所筹备小组，戒毒所成立的当年，收戒人员是600多人，但在当时，对禁毒工作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一种意见是不愿意去承认上海是毒品危害严重的地方，也不承认上海是毒品的过境地，1997年，上海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人员达到1200人，1998年达到2600人，收戒人员成倍增长，形势非常紧迫。
即便在今天，社会上对戒毒工作还存在一定的误解，“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有些人认为既然戒不掉，会复吸，那搞强戒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张祎的解释是，中外戒毒历史已经长达一百多年，确实至今找不到一个彻底解决毒瘾问题的办法，怎么办？“戒毒是很难自主开展的，一定要依托外来力量，帮助他解决，这是戒毒工作的规律;长期吸毒对身体残害，导致吸毒者的身体出于羸弱状态，不戒毒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强制隔离戒毒，就是把吸毒危害降低到最轻，同时避免衍生犯罪。”
当然，仅仅依靠强制隔离戒毒是不够的，上海目前对强戒人员的追踪调查，三年不复吸率为27%，远高于西方的5%，但复吸率毕竟仍然很高，“所以我们要树立新的理念，以人为本，终身关怀。”按照戒毒工作的规律，一般至少五年以上才能彻底戒毒，强戒只有两年时间，走出高墙后的社区康复显得尤为重要。张祎提醒一定要把戒毒工作的触角伸到社区里。
上海目前正在按照终身关怀的要求推进试点，在四个区，戒毒民警深入到69个司法所，参与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重点做好家属支持、社区关怀、就业辅导三项工作，即三个“港湾”模式。张祎介绍，从试点来看，这三点做到位，戒毒效果明显，他希望能推广至全市。
谈到戒毒工作体制，张祎认为要实现一体化管理，避免多部门管理的弊端，降低戒毒工作开展的成本，关键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志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由一个部门管理，一旦吸毒，从第一天到完全脱离毒品，全在民警辅导中，这样或许能解决戒毒问题。”
“毒官”教训
张祎透露，近年来，上海吸毒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13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是44000人，目前已经达到78000人，而按照显性吸毒人群与隐性吸毒人群1：5的比例，上海吸毒人员的数量很可能是40万。
5月11日，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刘跃进介绍，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超过了我国人口总数的1%。
“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但仍需持续性的政策支持禁毒工作。” 张祎注意到毒品亚文化在一些人群甚至一些行业内的蔓延，这其中以官员涉毒最为引人关注。“毒品蔓延，下到目不识丁的贫困家庭，上至名人、政府官员，要从道德、法制层面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否则蔓延还会更加严重。”然而，在道德、法制层面取得认同何其难，这也是张祎觉得工作越来越沉重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要重视，但个别领导干部也在吸毒。”
张祎很痛心，“我也很困惑，道德、法律，这些领导干部整天在台上讲，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可是为何毒品还会蔓延到他们身上？”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还是一些党员干部失去了信念与方向感、精神迷茫空虚，在毒品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因此，要重视对领导干部、公务员系统的监管与教育，防止毒品侵蚀。”
问题与对策
根据张祎掌握的情况，打击毒品犯罪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新型合成毒品的制作简单且更隐蔽，以及物流的发达让毒品的运输更便捷。
《新民周刊》注意到，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城镇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个别地区仍然一罚了之，甚至存在民警与制毒贩毒分子勾结的问题，受政绩观和考核的影响，办案中还有存在“抓大放小”“养鱼”，根据需要“点炮”的问题。
“打击毒品犯罪如果存在地区不平衡，毒品犯罪就会随着人员流通蔓延，因此必须全面提升。”不过，在张祎看来，较之打击毒品犯罪，戒毒的环节在整个社会的重视度方面还有些薄弱，一些地区将戒毒工作视为财政负担，甚至关闭了当地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中国的戒毒工作高度依赖戒毒民警，但戒毒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涉及心理、体能、膳食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两千多个戒毒民警面对七千多名强戒人员，确实压力很大。”戒毒民警需要专业化，但现实却是高尖专业技术人员难招。张祎在思考能否成立一个社会志愿组织，民警、医生、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参与其中，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戒毒工作。
戒毒工作还有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医学研究，吸毒是不是真的没办法去从医学上彻底解决？张祎认为难度肯定是有的，但考虑商业成本及回报，医药机构倾注更多力量去研究的动力不足也客观存在。
在医疗手段戒毒方面，近年来我国出现多种尝试，2004年前后，因为巨大的利益，各地争相开展了开颅戒毒手术，这项技术当时并不成熟，因此出现混乱，副作用多，争议大，被当时的卫生部紧急叫停。如今在医疗领域仍有一种声音认为，开颅戒毒手术其实并不宜去全盘否定，至少给医疗手段治疗毒瘾提供了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
目前，我国还有一些中医治疗的实验，效果一般，进展缓慢，很多人难以坚持。“不是不研究，只是没攻克。”张祎说，人类对毒品成瘾机制、戒毒工作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跟不上毒品蔓延发展的趋势。
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相信只要认真对待，总会找到一条出路。
毒品前传
国外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先祖很早就开始在劳作或者跋涉中寻找富含生物碱的植物了。生物碱是自然界中含氮的碱性有机化合物，已知的种类有1000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对人体有毒，并能带来强烈的生理作用，是大麻、鸦片、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主要有效成分。例如，鸦片中的吗啡就是一种生物碱。
当然，先祖们这么做，很可能主要是为了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比如，澳洲土著人使用从含有尼古丁的皮特尤里树和一种灌木树叶中提取的治疗性麻醉物质，借此忍受穿越漫漫沙漠的痛苦;南美的印第安人则咀嚼古柯叶来克服高海拔缺氧的环境，而从古柯叶中提取的古柯碱就是可卡因。
另外，这类植物在号称可以“通灵”的萨满教里也有运用。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萨满法师跳着跳着进入昏迷状态，产生与神灵沟通的幻觉，这很可能是吃了大麻、毒蘑菇等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带来的效果。我国河北的商代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麻，而《神农本草经》里把云实等药材的服用感受描述为“见鬼、狂走、久服轻身”，这说明古人早就接触到了这类具有“奇妙”效果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植物只被人们用来当做急救品、药物或者小众的宗教“灵媒”;而罂粟还被作为极佳的观赏植物，其花之美，有诗为证：“开花如芙蕖，红白两妍洁”，它在中国又名“阿芙蓉”，其言不虚。
问题是，当鸦片不再只是药物，而成为一种专供获取快感而食用的材料时，它就转化为毒品。
吸毒亚文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摇滚开始在美国盛行，成了“垮掉的一代”中嬉皮士们的最爱。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披着长发，唱着摇滚，抽着大麻，喊着性解放。他们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亚文化”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延续至今。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吸毒问题的泛滥是由60年代道德风尚的堕落而引起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赞美吸毒的音乐和实际体验吸毒感觉的组织。
不管大腕还是无名小卒，在集体性的吸毒派对中，他们以毒结缘并视彼此为知音，加上新型毒品不断被按需开发，这些现象其实在宣告着一种吸毒亚文化的形成——吸毒不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毒瘾，而毒品已经成了娱乐圈或其他城市亚群体中人际交往的新工具。
如今，中国的娱乐圈和一些青少年群体中，已经出现了与当时美国类似的现象，毒品亚文化也在国内出现。
在青少年吸毒亚文化群体中，存在一套被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这就对个体形成一种文化压力。如果某个体试图在群体中表现的不愿意尝试或者反对尝试新型毒品，那么就会被视作叛逆，最终受到其他成员的疏远甚至是群体的惩罚。在这种亚文化群体的压力下，个体只有服从并强化共享的价值观念，才能赢得群体的承认和肯定。
在中国的吸毒圈内，新型毒品亚文化正在以各种新的话语和引人人胜的方法不断适应毒品种类的变化和对抗禁毒宣传。除了加大打击毒品犯罪，还必须创造足够强大的主流文化来对抗吸毒的亚文化，达成说教和灌输无法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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